[10]随着中国社会的分化，传统的司法越来越无法承担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社会内部出现一股改革的动力。
在形态上，第一种模式强调司法克制，认为司法资源有限，要求对社会的司法需求进行过滤和筛选，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两种视角的冲突不仅使法理论遭遇困境，而且使法的自主性变成了一个悖论问题
具体而言：第一，GDPR第45条延续了《指令》所树立的充分性标准，强调在将个人数据向第三国传输时，只有欧盟委员会认定第三国（地区及国际组织）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达到一定水平，才许可向该第三国传递数据，充分性保护认定的结果通常以白名单的方式公开。二是针对特定人群进行单独立法，例如针对儿童制定《儿童网上隐私保护法》，针对通信业制定《电子通信隐私法》等。[34]从内容上看，该协议所规定的通知原则、选择原则、向前转移原则、安全原则、数据完全性原则、接入原则和执行原则均高度强调在数据的获取、转移与使用的过程中充分尊重欧盟公民的知情权、获取权与删除权，相关制度依旧渗透着人权保护的基本理念。[44] Annex on telecommunications, Art. 5（c）。[61] 总之，从GDPR与云法案所彰显的单边主义倾向看，尽管二者都强调了国内法对域外数据的管辖与适用，但从细微之处却也能看到全球主义与本地主义的对垒。
2013年发生的斯诺登事件令美国海外监听丑闻曝光，导致2015年《安全港协议》被欧盟法院以无法达到欧盟数据保护标准为由判决失效。作为后发国家，在经济治理上政府的力量不容小觑，中国所强调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8]更凸显了政府调控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换言之，民意无法直接决定司法裁判。
最后，随着中国社会迈向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中国法律发展已经从物法和人法阶段迈向数字法时代。系统论法学认为，当法理论对法律系统的描述依循了法律系统的符码导向、规范纲要和功能逻辑时，这种描述就是法律系统的自我描述。在现代社会，立法与司法的分化是以中心与边缘的形式进行。这种分离或法律系统在时间上的分出是以立法与司法的分化为前提。
不过，如果从法律的外部视角，那么，法律就不是自主的，法律是依赖于其社会环境。譬如，两个陌生人相遇而发生冲突时，失望就可能会出现。
在运作上，第一种模式强调审判是司法首要任务，审判方式和审判机制成为了改革的主要内容。因此，从时间维度来看，法的自主性具体表现为法律效力和决定的循环性。这种描述反映了代码和算法对法律的影响，正如新商人法的描述反映了跨国公司发展对法律的影响。法律系统具有自身的运作结构，并使法律规范的形成与外部环境之社会运作分离开来。
正如格言法律避免冲突。除非法律被废止，法律规范不会因为时间变化而丧失效力。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数字科技兴起恰恰是社会分化和复杂性增长的历史产物。
因此，法理论必须探讨在数字科技时代法的自主性之条件，以捍卫法的自主性。规范性预期的矛盾或冲突不仅成为了社会常态，甚至是社会面对过度复杂的环境得以持续存在的前提。
虽然这三次争论最后都出现了折中立场，但是这种折中立场并未解决真正的问题，反而将其遮蔽起来。因为立法与司法的分化使法律规范得以双重模式化来进行运作，即规范化的规范化。
从终局的角度，合法与非法，最终是法院说了算。此外，任何法律运作都需要时间，并以过去/未来的区分来为当下做出决定，譬如，法律决定的论证理由诉诸过去的原则或者诉诸未来的后果。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之争的焦点是法律规则和制度能否移植。因此，当系统论法学从科学视角对法律系统的异己描述依循了法律系统的符码导向、规范纲要和功能逻辑时，法律系统的异己描述就能够被转译为法律系统的自我描述。张文龙，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因为现代司法不得拒绝裁判。
不过，正如前述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之争表明，法律移植需要本土化来处理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问题。如果现代中国的法律秩序要追求法治理想，尤其在数字法的条件下，建设法治中国，那么，中国法理论就不能不认真对待法的自主性问题。
由于司法系统的分出是以司法组织、司法职业和司法程序的分化为前提，而这三者的分出意味着它们自身会产生进一步的再分化并具有自治性，所以，从社会维度来看，法的自主性具体表现为司法组织、司法职业和司法程序的自治性。这意味着现代法治不仅是规则之治和司法之治，而且还是正义之治。
因此，现代法治是以法的自主性为前提。因为法律沟通并不是直接对规范投射的冲突进行调解，而是使这些规范投射从属于进一步的区分，如合法或不法，从而使法律沟通能够不断衔接下去。
（一）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之争 在中国法学语境里，围绕法治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们的最初争论是以法的现代性为问题意识之起点。民意只能激扰法律沟通，它本身无法直接参与司法运作。随着这些法学理论对法的现代性及其法治理想进行解构和颠覆，法的自主性观念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为了稳定行为的规范性预期，社会需要对行为预期进行制度化，以制度保障预期结构的稳定。
关于法的自主与不自主之区分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区分，当这个区分自我套用时，就会产生法的统一性之悖论。质言之，法理论对法的自主性之反思和捍卫就是对法的统一性之反思和捍卫。
另一种则是坚持预期，人们对失望的现实进行抵抗。自清末修律起，法律移植就与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然而，这场争论却没有注意到，无论司法的独立性，还是司法的回应性，都是以法的自主性为预设。这种区分或者法律系统在事物上的分出是以立法与司法的分化为前提。
程序化则要求法官和当事人等必须按照司法程序权限来参与法庭运作。这个法理论难题涉及到如何观察法律和社会的关系。中国法学围绕着法治问题而展开的三次争论表明，人们不断推进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认识，如从规则之治，到司法之治，再到正义之治。这些争论不仅凸显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内在矛盾，而且也在不同层面触及到法的自主性问题。
这个悖论源自法理论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法律和社会的关系。如此，大量相互差异的预期才可能在事实上达成一致。
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法如新商人法一样不是反功能分化，而是功能分化的产物。另一方面符码化则使法律系统对事物的沟通具有统一的意义脉络，即通过法与不法的符码化之运作凝练出法律系统的同一性。
时间维度指向法律运作的封闭性，社会维度指向法律制度的反身性，事物维度指向法律系统的同一性。为了实现法律规范的封闭运作，作为中心的司法必须组织化、职业化和程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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